桑植白族文化特点

桑植白族，七百余年前落籍桑植以后，与当地汉族、土家族、苗族互相学习、和睦相处，却仍然保持着自己浓郁的民族文化。

桑植白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民族主体精神的表现，它始终维系、协调和推动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，反映着白族的整体精神面貌和根本性格。

一、整体意识

白族人民认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，国家的每一个公民，都有维护国、族、家整体利益的义务，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，为了整体利益，个人不惜牺牲以赴，个体的价值通过整体利益实现。白族谚语这样承传：“有天才有地，有国才有家”、“志土保国、庸人护家”。《武陵谷姓白族志·先训》中载有这样两条：“国家当难为之时……，抑思晏安无事，何以见伟人之经济。……逡巡畏缩之辈，不足与人家国事”；“忠是一种精神道德，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总问题，如今是民主政体，‘忠’字的意义应该是忠于人民、忠于国家”。在近代的第一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，桑植白族人民始终紧跟中国共产党，特别是抗日战争年代，国家存亡已到最后关头，白族人民积极为国捐躯，父母送子、妻送丈夫，争相上战场杀敌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。

二、人和精神

桑植白族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，总是以“人和”为上。它的实质，就是讲求团结一致，相容相生，共同发展。这种精神表现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。对内方面，白族人长期在“三庸”地区生产生活，在相互交往的共同活动中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，而且形成了对内相互依存，团结互助、和睦相处的群体意识与人和精神，这在白族文化方面有比较充分的体现。白族聚家族而居，在住房建筑上也体现一种群体建筑的风格，如“四合井”、“四重堂”、“三厢一耳”、“三厢一朝门”。还有作为象征族姓群体和集会议事、祭祀的祠庙，以及游本主神一系列的有关民俗事象，无一不是白族群体意识与人和精神的物化标示。特别是办红白喜事时，如“一家不够”，则“十家相凑”。任何一个白族人，只要是一口“民家腔”，懂得白族的基本礼节和行为规范，不管走到哪家，都会被当作“老表”、兄弟、姊妹、好友受款待。给人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
在对外方面，白族人具有朴实的民族平等观，并且非常注意在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团结。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，白族与相杂居的汉、土、苗各族中的112姓“秦晋联婚”，结成儿女亲家。特别是在某些时期的暴政重压下，被迫掀起反抗斗争中，他们更是非常注重团结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对敌，以保平安。这种全民族的精诚团结精神，这种“贵和”为人的观念，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三、“德”、“法”相应

桑植白族在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，传统文化以“仁”为核心，把“孝悌”视为为人之本。这种道德意识的价值取向，形成一种习惯法，形成白族三元教“三十六解”的教义，也可以说这种道德观就是白族人的法制观念。“法”与“德”相应统一，“德”的规范转成“法”的功能。桑植白族以往的族规有：“禁止同姓通婚”、“赡养父母”、“抚养子女”、“夫倡妇随和顺齐家”、“禁止嫖赌”、“禁止男娶小，女做小”、“严惩匪盗”等等，将这些法规与“德”的标准“善”联系起来考察，上列族法的旨归，就是劝导人们为善的价值取向。白族人相信本主神是具有正直的品格的，他们在冥冥之中不断监视着人们的善恶、是非曲直、福善祸淫，无毫发或爽。在实施“有法”、“守法”、“执法”过程中，形成一种本民族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，即俗称“开祠堂门”。这种现象是一种执法行为。它的实际内容，即是祈祷本主神临场执行族法，处理评断族间的刑事或民事案件，将法制体现族治地位和责任的秩序基础。主判者即是本主神的代言者，是被公认德高望重，辈龄俱高，办事公道的族长或房长。由于其伦理规范设计，在处理内部纠纷上的公平取向及其权威性，使得族内成员的日常“不宁唯是”，如婆媳勃谿、泼妇骂街，莽汉相斗，瓜李之嫌等，经常用“开祠堂门”方法，由主判人通过血缘亲情的温言暖语的规劝和调停，使冲突双方善罢甘休。

四、无畏强暴

桑植白族虽然注重“人和”，但面对强暴，却不乏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。明洪武五年，慈利九溪十八峒土司反明，争城夺地。当时居住在慈利西部白族人的身家受到骚掠，白族人只得凭一身刚勇，随湖广行省平章杨景、江夏侯、周德兴，敢充前部先锋，领军进攻。明崇祯末，茅岗土司侵略慈利十三、十四、十七都，奸淫掳掠，人民深受其害。白族人谷兴训、谷再芝、刘明时等十二人联名叩阍，至清康熙八年，始得敕钦差察办，土司覃应昌服罪反地，三都终获宁宇。清康熙某年，土司芙容里舍把佘五强行“初夜权”，白族谷、王、钟、刘、李诸姓，共商除暴行动。白族人王再都以智谋杀佘五于游鱼泉，金藏舍把佘四率舍丁前来为弟报复，王再都挺身殉难。咸丰四年，县令李朝庚无视荒年饥馑，加征田赋，民苦苛求，纷纷投诉白族秀才谷启虞。虞上书陈谏，县令不但不听，反诬其悖。官逼民反，谷启虞、向永亮、李晖、龚天秀、贺廷璧、秦仕林、王德溥等揭竿而起，聚众数万，直捣县衙，活捉县令游街。打破牢房，释放无辜；大开官仓，赈济赤贫。官府派兵镇压，民军与之周旋经年，终因弹尽粮绝，谷启虞等十三人被活捉上解。民国五年二月，白族人谷绩廷、谷青云与内弟贺龙等21人刀劈芭茅溪盐局，夺得枪支后，竖起“护国讨袁”旗帜。民国十七年(1928年)，贺龙领导发动“桑植起义”，红军主力全是白族人民。故今桑植革命烈士纪念塔烈士名录中，光白族王姓就有166名，钟姓有79名、谷姓有107人。至于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白族健儿，更是不胜笔述。

五、重开拓、学先进

桑植白族在文化上，首先是接受并消融汉区的中华文化。桑植外半县的“三庸”，有开放、开明、开化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环境。东有官地坪、中有马合口，南有瑞塔铺。这“三门”正是文化板块的接触点。白族通习汉文，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以小农型自然经济为基础，以儒家思想观念为指导，在集权大一统下，教育、科举、法律、土地、赋役等制度，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。白族人当时处于土司制的封闭经济下，却不昧而向外拓展，认准方向，趁时奋起。官地坪是三庸地区的东大门，濒溇水中段，通过水路商贸，与九溪卫、澧阳平原联系密切，引进汉区的先进文明，在经济文化上常居优势地位。家族塾学及民国复兴新学最先设立。著名的萝洞书院，先后有石门大文人闫镇珩、慈利解元康吉人受聘讲学。白族子弟谷岸峭、谷天择、谷伏慈等就是在此接受儒家文化薰陶，成为桑植白族近代文化人中的姣姣者。谷岸峭曾联袂李重华、谷毓英（均系白族）留学日本，学成回国后，与贺龙交结殊深，暗设铸币厂、修械厂供给红军闹革命。

马合口居中庸上段，酉水东过西下，沿岸全为白族聚落，是白族中心地带，民家语以此境最典范。自明代洪武间起，修有石板路（有说是官路）自氽湖、走马坪、麦地坪至马合口与鸟坪相通（谷永和的宅基在鸟坪）。据说此路系明代京营提督谷永和及其后代袭爵校尉归省的专道，因之白族接受汉族的伦理文化，此路起了一定的引进作用。清咸丰年间，白族在此修起本主谷永忠神庙，左右上下附丽建房者，陆续有谢、陈、夏三姓为大家、余为谷、王两姓结棚为市，后来兴起一、四、七为集市期。白族土产汇集于此，引羡常澧客商载货互易。白族人换得盐、糖、(洋)纱、(洋)布或其它日什货，解决日用所需。由于开拓市场，通过经济贸易往来，以自己的所有，通过平等互利的交易，弥补了自己的所无，促使白族兴旺发达。

瑞塔铺处酉水中段，前庸西端。这里北通龙山、来凤，东达慈利、石门、津澧，南连大庸、沅陵，是湘、鄂西有名的古道要冲和重要商品中转集散地。元、明时就兴起集市贸易，清同治年间已有坐商十家。早在咸丰时，黄大生手工制作的丝烟问世，畅销邻近各县，生意十分兴隆，因而激发弃农经商的人多起来。市场繁荣，黄大生钱庄应运而生，零换整、整换零，集市金融也活跃起来。八大商行、十四商家大做生意，互相竞争，卖主买客，要价还价，热闹非常。津澧外商瞄准市场，也常来常往，销购两利。邻县小贩更是云集于市，垄断土纱、土白布，转销大庸、永顺、龙山。地区经济发达，文化发展便成为至要的需求，桑植于乾隆二年开科举考试后，瑞塔铺方圆十里以内共有秀才、贡生百多人，仅瑞市一隅就有贡生8人、监生2人、文秀才14人、武秀才6人。儒学人文称盛，执全县牛耳。

综上所述，桑植白族文化，在心态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，与中华文总体一致性强些。而物态文化和行为文化与中华文化总体的差异性则多些，它具有浓郁的本民族特色，如民俗习尚、宗教信仰、乐舞戏娱、通俗文艺等。然而白族的总体文化，毕竟是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下的产物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文明的浸渗下，在改革开放多元化的冲击下，毫无疑义，白族将秉持取其精华、弃其糟粕的精神，发展与工业文明相适应、并为之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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